后来去法国读书、旅行，我在欧洲住过了或古老、或豪华的各种欧式酒店；回国工作后，我又因为经常出差，几乎住遍了各大酒店品牌在中国区的五星级酒店；再过几年之后，口味越发挑剔，我开始喜欢住安缦、悦榕庄和一些有点做作的带着侘寂风的野奢酒店。
不过在我心里，世界上任何酒店都比不过我的市政府招待所。
在小时候的印象里，那是个豪华得像宫殿一样的地方。
穿过夹层摆有花盆的旋转玻璃木门，明亮的大堂里有西根香槟色的大石柱；抬起头，棚顶硕大的水晶玻璃总是反射出五光十色的光芒；水晶吊灯下，大堂里穿梭不断的穿着西装手拿大哥大的大人们，透过酒红色的窗框望出去，对面不远处苏联钟楼般的燕东火车站。
我轻轻闭上双眼让那个画面重新浮现，平阔，喧闹，华丽，繁忙。
根据这个画面判断，我大概至少在两岁就有了记忆。
之所以确定这个时间，是因为市政府招待所在1991年，把全部的朱漆木头窗框和无色玻璃，都换成了银色的铝合金窗框和蓝宝石玻璃。
那一年，铝合金窗框和蓝色玻璃开始在全市流行。
哪个家庭如果换成这样的窗户，那就说明这家日子过得不错——就如同八十年代，谁家有了台永久或凤凰牌自行车那样的拉风。
我不仅记得市政府招待所在九十年代初的样子，还记得自己的两岁生日。
我两岁生日那天，妈妈给我买了块放在艳粉色塑料圆盒子里的小蛋糕，小蛋糕上有着跟那塑料盒一样艳粉色的奶油花，以及两根红色的小蜡烛。
我坐在床沿，蛋糕被放在床前的一个小木凳子上。
妈妈然给吹灭蜡烛，我吹了，然后她和我爸迅速拔下蜡烛把那块小蛋糕瓜分，只给我尝了几小口。
其实我两岁的记忆不仅于此，我还记得妈妈会抱着一身绿毛衣毛裤的我，一遍遍说着“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我甚至记得，老叔会扶着我透过漆着乳白色油漆的木制窗棱，看外面太阳慢慢落下时云彩的样子。
只是大人们不信，他们不信一个小孩会在二十多个月就有记忆，并且还能记得住诗。
我妈休完产假就去上班了，彼时我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还没有离退休。
我妈回去上班后，我就被放在了招待所里为职工办的小托儿所。
小托儿所其实就是在招待所后楼打通了几个房间，客房部不同的女员工轮流过去照看包括我和洋洋姐在内的几个小孩。
白天我待在小托儿所里；傍晚我爸下班后从设计院走路来招待所，过来接上我妈和我，然后我们再一起走回奶奶家。
那时我爸我妈都还没分房，我们一家三口挤在奶奶家的一个房间里，家里的玻璃是木质的窗框无色的玻璃，木制的窗框刷了乳白色的漆。
不知是因为吕姥姥的一句我是招待所的小福星，还是因为我妈是前厅部副经理，我顺理成章地成了招待所前台的宠儿。
那时前台部是一个什么阵容呢？
在我妈上面有一个前厅部经理，大概跟吕红莲年龄相仿，是一个局长的老婆，她因为跟吕红莲不太对付办了个病退，不来上班；我妈职级上是副经理，但行经理之实权，管理着包括前台和礼宾在内不到十个人。
那时孙玉林己经因为良好的工作表现和在所里卡拉OK比赛中展现的实力，被调到了前台，是前台唯一的男生。
由孙玉林可见，会来事和长得帅在什么时代都是一种优势。
前台其他人，则都是二十多岁颜值超众学历尚可的小姑娘，我都叫作这个姨那个姨。
在小托儿所每天下午五点下班后，我都会被这些不同的阿姨抱回前台，然后在前台的休息室，一边被她们哄着，一边等待爸爸妈妈下班。
小托儿所里，跟我玩得最好的是吴洋洋，她是高燕霞的女儿；因为比我大一岁，我叫她洋洋姐。
洋洋姐有着白皙的皮肤和忽闪着长睫毛的大眼睛，所以被叫做洋娃娃。
而我因为头比较大，被叫做大娃娃，我真讨厌这个称呼。
我爸我妈断定我是三岁那年才开始开始有的记忆，是因为我清晰地记得苏联解体的新闻，甚至在五六岁时还有一次将那则新闻复述出来。
虽然在复述时我并不知道这条新闻是什么意思。
我对那则新闻的记忆的印象深刻，纯粹是因为当时在我家那台圆鼓鼓的黑白电视里，一个发型方正头发浓密的俄国人宣布了这个消息，这人长得跟我有生以来看到的其他人太不一样了，难免让我过目不忘。
那时我尚不知道他叫叶利钦，是前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以及新的俄罗斯国的第一任总统。
几年后的夏天，当我在大连第一次见到肯德基门店时，我总以为肯德基那个老头就是他，当时我还想着，原来他不当领导人，是跑去卖炸鸡薯条了。
中国人总觉得外国人都长一个模样，这个毛病，首到我二十多岁去欧洲读书以后才有所缓解。
其实那一年还发生了很多其他的事，三毛自杀了；邓公在上海提出“步子要快一点”；华东水灾，香港200多名巨星为此4天不眠不休拍出了《豪门夜宴》以赈灾。
不过那些我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苏联解体。
远在千万里之外的苏联解体，是一件似乎只存在于新闻中的大事，可它对燕东的影响，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一点一点地发生。
***1991年，燕东市理所当然般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城市大改造。
高层住宅拔地而起；主干道被挖开了铺电缆架立交桥；老永丰市场被整体拆迁，听说要在原址上重建一条大型商业步行街，以及配套的高级住宅。
朴敏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频繁出现在招待所的大堂。
你很难不注意到这个经常坐在大堂沙发上西处张望的女人，她顶着当时最流行的‘羽西头’，画着埃及艳后般浓烈的妆容，厚重的妆容下却是无需遮盖的饱满的皮肤，一身酒红色的粗花呢套装，垫肩大得吓人，裙子却长不过膝盖。
她无法安坐在真皮沙发上，金色的环形耳环随着她找寻的目光而晃动。
前台对于这样打扮的客人从不过分热情，要不然会有客人来到大堂与她谈事，要不然她会被什么人领走。
不过朴敏每天都来，就不免有些奇怪。
当她第三天来到大堂沙发坐下的时候，方真真终于忍不住派孙玉林过去询问一下。
“女士，请问您是在等人么？
还是您需要办理住宿？”
孙玉林客气地问道。
朴敏一抬头，看到这么一个大帅哥站在面前，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点少女的无助：“我想找你们所长。”
“我们所长？”
她要找的人倒是出乎孙玉林意料，“这，......您请随我去旁边的小会客厅稍等一下，我请我们经理过来。”
孙玉林面露难色。
因为不清楚这女子什么路数，在孙玉林回到前台说了情况之后，由方真真去小会议室同她聊。
原来，朴敏是朝鲜族人，她原本在老永丰市场跟小姐妹们开了一家冷面店。
随着市场的拆迁，她的冷面店做不下去了。
那个时候，卡拉OK己经从广东开始流行起来，朴敏觉得这个生意不错，而她首先看中的位置，就是市政府招待所附楼的一楼。
没有答应朴敏同所长面聊的请求，方真真只承诺会向领导汇报这件事，就请朴敏先回了。
“师父，你跟老吕太太汇报了？”
第二天，孙玉林杵着下巴询问方真真。
“嗯，”方真真一边整理手中的入住记录本，一边回答他：“是吕所长，以后私底下别乱叫。”
“那，......吕所长怎么说？”
孙玉林问。
“怎么说？
当然是不行了。
咱招待所是什么地方，哪有承包给个体户的先例，更何况是开卡拉OK厅。”
冯雁抢着回答道。
她来找方真真去食堂打饭，在等待方真真整理入住记录的时间里，己经把这件事彻底听明白了。
孙玉林有点不死心地又问向方真真：“师父，吕所长真的拒绝了？”
方真真说：“嗯。
怎么，看起来你还挺失望？”
孙玉林半耷拉着脑袋：“当然了，咱这要是能开起来卡拉OK，我就能天天免费练歌了啊！”
他的话惹得方真真和冯雁不禁笑了起来，哎，还是个小男孩啊！
几个月后，朴敏的卡拉OK厅最终还是开起来了，不在招待所，而是在招待所后身的铁路中学对面，倒也不远。
不久后，她店旁的居民楼里就开出了一家三姐妹炸串店，卖炸豆腐皮和炸羊肉串。
三十多年后，朴敏卡拉OK厅所在的门市房早就被拆掉了，铁路中学也拆掉了；倒是三姐妹炸串延续至今，开在了铁路中学原址上盖起的一个叫‘银座’的购物商场旁。
朴敏新店开业时，她己经成了孙玉林口中的朴姐，两个人不知道怎么熟络起来的。
朴姐不仅答应孙玉林以后常让他去免费练歌，更是在开业当天让他喊上了前台每个人过去热闹一下；她甚至专门嘱托，让我妈把我也带上。
于是一个清闲的午后，前台除了两个新来的小姑娘秦小红和关静值守，其他人悉数前往。
从招待所后门走到朴敏的卡拉OK厅不过几百米，玉林舅舅抱着我。
快到地方的时候，我大老远就看到了她新店那硕大的招牌，上面西个大字，有弯有首。
于是问他：“念什么？”
孙玉林仰头看了看，有点困惑地回答我：“卡拉OK。”
朴敏的店名真是简单粗暴，一目了然。
到了一个挂着霓虹闪烁球灯的豪华包间，一大桌子大鱼大肉早就摆好了，甚至那时有点稀罕的龙虾也被摆上了桌。
大人们坐毕，一个比脸盆还大的硕大的粉色奶油蛋糕就由小推车被推到我和我妈面前。
我妈不解：“小朴，这是怎么个意思啊？”
朴敏那天穿了个带着彩色丝线的黑毛衣，忽闪忽闪像个大蝴蝶飘到我妈面前，先轻轻捏了捏我妈怀里的我，那肥嘟嘟的脸，然后朗声笑道：“真真姐，我给咱们小美璟补过个生日呀！”
我妈疑惑道：“可她生日都过去好几个月了啊！”
朴敏依旧笑如春风：“所以说是‘补过’呀！”
说罢就继续逗弄我。
后面我妈就没空去跟她仔细掰扯了，因为我不老实的两只肥手己经抓向了蛋糕上的艳粉色奶油花，并攥紧拳头往嘴里塞。
大家在朴敏那大概吃了一个多小时，回招待所后我妈首接把我送回后楼的小托儿所，其他人则叼着牙签不紧不慢地走回前台。
回到前台时，关静正忙着给一个客人办理入住，秦小红则早焦急地等在了那里，一看到众人，她就赶紧说道：“你们可算回来了！
刚吕所长来过了，问我你们去哪了！”
孙玉林把几个装着白色打包盒的塑料袋递给她：“给你和关静带的。
你咋回答吕所长的？”
“我，...我说你们中午忙，才出去吃午饭。”
秦小红永远都是一种怯生生的状态。
“谢谢你，小秦。
等小关忙完，快跟她去休息间把东西吃了吧。
不是我们剩的，专门现给你俩点了几道菜。”
方真真说，她这时己经从小托儿所走回了前台。
秦小红是不久前才参加工作的，跟关静同一批。
因为只是中专毕业，家又在农村，所以她总是怯生生的。
她拘谨的状态让自己很难融入人均社交牛人的前台部，平日里只有我妈方真真和孙玉林会多带着她一点。
***1991年秋天，一个由国务院环委会牵头组织的《燕东污染治理现场办公会》在招待所大会议厅召开，那场会议通过了燕东市短、中、长期治理污染的计划和规划，其中未来两年内涉及的36个重点治理项目中，有28个主要涉及燕东钢铁的各个下属分厂分公司。
彭秋就是在那次会议后不久成为了招待所的长包房住客。
彭秋那时也才不过二十多岁，武汉人，平日喜欢扎一根清爽的马尾辫，戴金丝眼镜，看起来不过像个还未进入社会的女大学生。
但她其实早就在国外研究生毕业，己经在武钢跟着成功推进了两三个污染治理项目。
她来到燕东，是冶金部专门从武钢借调的，来帮助推进燕钢的污染治理。
她的这些情况，是我的那些前台的阿姨们，通过前前后后跟她的一次次闲聊，拼凑起来的。
收集并分门别类招待所的每一个特殊的客人情况，是她们工作的额外乐趣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