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家破产了,因为父亲一次错误的投资和听信旁人的愚蠢。
他坐了牢,沈家大部分的资产都用于抵债,只给我留下了几十万的资产。
我做了生平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一个,在旁人看来愚不可及,但对于我而言,却如同救赎般的决定。
我用那几十万的资产,用匿名的方式捐赠给了周彦承,将他送去了国外。
剩余的一部分,我将周彦承的母亲送到了疗养院,买下了那个小房子。
我知道,我的少年终将飞翔在碧蓝的天空之下,他终会展翅高飞,曾经的痛苦和绝望都将成为过往云烟。
周彦承18岁生日那天,我和他许下过一个愿望。
我说,无论未来如何,我们都要一往无前的走下去。
可我失约了,我走不下去,能走下去的,只有周彦承。
人生的苦难永远是相伴着出现的。
18岁,父亲入狱之后,母亲立刻收拾东西与情人远走高飞了,离开前,她没有看我一眼。
20岁,我确诊了脑癌。
癌症的并发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我的身体就像是迅速失去了所有活力和机能生锈了的机器,倒在了病床上再难爬起来。
脑癌后期是万分痛苦的,我失去了所有的尊严,在床上像是一只待宰的肥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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