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这就是我们故事的结局。
他终于相信了我的痛苦，却再也无法弥补这份遗憾。
我让妈妈告诉他我已经去世，并到国外的康复中心修养身体。
我在伦敦的康复中心已经待了两年。
医生说我的心脏状况逐渐稳定，只要按时服药、保持规律的作息，就能继续过正常的生活。
但每当我收到国内的消息，心跳总会不自觉地加快。
昨天，我的闺蜜宁薇又给我发来消息。
她说家铖最近的状态越来越糟。
“他整个人都不对劲了，”薇薇在电话里说，“天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墙上贴满了你以前的检查报告和病历。
他一遍又一遍地研究那些医学术语，好像这样就能证明些什么似的。”
我轻轻叹了口气。
我记得我的母亲转达他我的“死亡”时，他站在医院的走廊里，面色苍白得像个幽灵。
那时他终于知道了真相：我的心脏病一直都是真实的，从来就不是什么伪装。
那些他认为是“表演”的虚弱和痛苦，都是真实的煎熬。
“他经常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薇薇继续说，“有时候半夜会突然打电话给以前的主治医生，问东问西。
医生们都觉得他的状态很不对劲，建议他去看心理医生，但他不肯。”
我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出他最后一次来医院时的样子。
那天护士给我换药时，他站在病房外，透过玻璃窗望着我。
那里面满是悔恨和自责，还有一种近乎疯狂的执着。
“听说他把和你有关的所有东西都锁在了一个柜子里，每天都要打开看一遍。
特别是那条他没来得及送你的马克杯，他总是把它拿出来又放回去。”
薇薇顿了顿，“他在公司的员工相册里找出了你们的合照，放大了裱起来。
他好像失业了，我上次见他，他已经醉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
我知道他在用这种病态的方式惩罚自己。
那些相片和病历就像是一面镜子，不断提醒着他犯下的错误。
他选择相信了别人的谎言，却忽视了我的痛苦。
当真相大白时，一切已经太迟了。
“医生说你恢复得不错，”薇薇小心翼翼地问，“你有想过……不，”我温柔但坚定地打断她，“现在这样就好。”
我放下电话，望向窗外伦敦阴沉的天空。
这座城市的潮湿寒冷让我的心脏偶尔会隐隐作痛，但这种疼痛是如此真实，提醒着我活着的感觉。
而在遥远的另一端，有个人正在承受着比肉体更深重的痛苦。
或许这就是我们的宿命。
有些伤口，注定要用余生来治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