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七八个人，李二嫂抱着个陶瓮，赵铁匠拎着捆柴火。
“这是我家婆娘熬的姜汤。”王瘸子把陶瓮搁在桌上，热气在冷空气里凝成白雾，“阿强兄弟是为了救铁蛋累病的，咱不能昧良心。”
那天夜里，炭盆烧得格外旺。村民们送来的棉被压在身上沉甸甸的，阿强的呼吸渐渐平稳。我握着药碗坐在床沿，听见外间传来压低的说话声。几个汉子正在修补漏风的窗棂，李二嫂在灶间熬第二副药，柴火噼啪声里混着孩子们均匀的鼾声。
雪还在下，但茅草屋檐下挂着的冰凌，不知何时开始滴答作响。
阿强咳出的血染红了帕子。那是我给他新缝的棉帕，原本是雪白的，如今却像雪地里绽开的红梅。他慌忙把帕子藏进袖口，可我还是看见了。
“明日我去镇上抓药。”我转身往灶膛里添柴火，火星子噼啪炸开，烫得手背一疼。
“别费那个钱。”他倚在门框上，右腿微微蜷着。去年冬天从屋顶摔下来后，这腿就再没伸直过。山菊花在粗陶罐里蔫了半边，是他清晨拄着木棍从崖边采的，说茶馆里要有活气。
孩子们在院里追着芦花鸡跑，笑声撞碎了暮色。大娃忽然举着只草编的蚱蜢冲进来：“爹！你看我编得像不像？”阿强的身子僵了僵，粗糙的手掌抚过孩子汗湿的额发：“像，比爹编的还像。”
我手里的火钳“当啷”掉在地上。三年来，这是大娃第一次喊他爹。
夜里起了风，茅草屋顶簌簌作响。阿强蜷在薄被里发抖，我摸黑把最后半块姜剁碎了煮水。灶火映着他凹陷的脸，颧骨上浮着不正常的潮红。上个月赵郎中就说，这是肺痨的症候。
“喝了吧。”我把姜汤端到床前，他忽然抓住我的手腕。那双手滚烫得像烙铁，掌心还沾着晒茶时留下的褐渍。
“春桃。”他第一次叫我的名字，“后山崖边那株野山梨，该结果了。”我手一颤，汤洒在被褥上。那是相公下葬那天，他陪我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