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蹲在阁楼昏黄的灯光下，擦拭着母亲骨灰盒上的灰尘。
癌症带走了这个总是抿着嘴角的女人，她连遗言都吝啬得只剩一句：“烧干净。”
纸箱里突然滑出一本墨绿色绒面日记，锁孔锈迹斑斑。
我认得这个本子——十七岁那年，我曾偷看到她在半夜伏案书写，可当我质问时，她当着我的面把它扔进了壁炉。
日记从1997年开始，记录着琐碎的我的日常、菜价和天气。
直到1998年7月3日，笔迹突然变得癫狂：“我杀人了。
那个穿红裙子的女人倒在巷子里，像被拧断脖子的天鹅。
原来刀刃切开皮肤的手感，和片鱼没什么区别。”
我浑身发冷。
母亲曾是水产市场最好的刀工，她总能用一把银鳞刀把鳕鱼剖得薄如蝉翼。
我继续翻着，之后的都是些日常小事，直到翻到1999年7月3日“我杀人了。
那个穿红裙子的女人倒在巷子里，像被拧断脖子的天鹅。
原来刀刃切开皮肤的手感，和片鱼没什么区别。”
然后是2000年7月3日“我杀人了。
那个穿红裙子的女人倒在巷子里，像被拧断脖子的天鹅。
原来刀刃切开皮肤的手感，和片鱼没什么区别。”
日记到此结束，我站起来，合上日记，闭着眼睛，深吸一口气，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我带着日记本来到了警察局。
警察局的走廊很长，日光灯在头顶忽明忽暗，像极了小时候父亲牺牲那天，医院走廊里的光。
我攥着那本墨绿色日记，指尖发冷，掌心却渗出了汗。
李叔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
门虚掩着，我听见他在打电话，声音低沉而温和：“小陈，那孩子的助学申请批下来了，你记得跟进……”我站在门口，喉咙发紧。
李叔的声音总是这样，像一座山，稳稳地托住我和母亲的生活。
父亲牺牲后，是他帮母亲安排了菜市场的工作，是他每年春节都带着年货来家里，是他在我考上大学时，偷偷塞给我一个厚厚的红包，说：“别告诉你妈。”
可现在，我要把这本日记交给他。
“小然？
怎么站在门口？”
李叔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我猛地回头，看见他手里端着一杯热茶，脸上挂着熟悉的笑容。
“李叔……”我张了张嘴，声音却卡在喉咙里。
他皱了皱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