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前，我站在禁毒局的档案室里，将林修远的警号牌按在结案报告上：“让我接替哥哥的线人。”
王崇山盯着我手里泛黄的车票——2020年6月15日，昆明至瑞丽，那是哥哥最后的行程。
他布满血丝的眼睛扫过我的露脐装与渔网袜，喉结动了动：“你哥在疤面坤身边卧底两年才拿到信任，你打算怎么混进去？”
我扯开领口，露出锁骨下新纹的螳螂图案，青黑色的复眼恰好盖住哥哥笔记里记录的疤面坤标志：“上个月佤寨泼水节，他的马仔阿杰在赌场欠了我二十万。”
凌晨两点的芭提雅夜店，霓虹灯管在暴雨中漏电，滋滋作响。
我踩着十厘米高跟鞋跨进包厢时，疤面坤正用匕首削苹果，果皮螺旋状垂落，像条带血的肠子。
“阿杰说你是勐拉赌场的红玫瑰？”
他抬起我的下巴，匕首冷锋贴着动脉，“但玫瑰可不会带着警徽味。”
包厢突然断电，应急灯亮起的瞬间，我抓过他的匕首划开左臂——这是林修远笔记里提到的“投名状”切口，深三厘米，斜向肩胛。
鲜血喷溅在果盘里的冰沙上，绽开朵朵红梅。
“上个月在勐梭码头。”
我舔掉嘴角的血沫，从胸衣暗袋抽出张烧焦的警员证，“你运的货炸死了我男人。”
这是陆明轩为我准备的假身份——照片上的缉毒警确实死于蒋天鸿的炸弹袭击，此刻他妻女的眼泪正储存在我手机加密相册里。
疤面坤的瞳孔在黑暗中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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