晃，妈妈拍他手：“小心摔了，明年还得用！”
我摸着碗沿的缺口，想起1940年的黑面馍，突然觉得这碗比什么都珍贵。
年夜饭时，妈妈用作业本纸折红包，里面装着粮票和半块水果糖，糖纸是1940年的旧物，被我洗得发白。
科技眼村里唯一的“科技”是大队的广播喇叭，每天定时播《东方红》，妈妈跟着节奏踩缝纫机，说“踏板声和广播一个拍子”。
她用缝纫机给公社做袖章，布料是公家发的粗麻布，机头刻上“为人民服务”，却在袖章边缘缝了朵小野花：“给生活添点色。”
爸爸从县城带回个手电筒，年夜饭时照在缝纫机上，飞轮立刻成了“小太阳”。
弟弟举着手电追鸡，光柱扫过缝纫机的雕花，投出晃动的光影，像极了1940年的煤油灯。
文化痕门上贴着毛主席画像和灶王爷黄纸，妈妈说“两边都不得罪”。
她用缝纫机轧出“忠”字剪纸，却在旁边贴了张去年的“招财进宝”，用浆糊抹得死死的：“领导来了就说是‘破旧立新的过渡’。”
年夜饭后，全家围坐听广播里的春节特别节目，妈妈把粮票红包塞进我兜里，触到硬邦邦的铝分币——那是她从缝纫机润滑油桶底捞的，说“金属通财气”。
弟弟举着纸灯笼，灯笼穗是用缝纫机线做的，在夜风里晃出细碎的光，像极了太姥姥的糖纸船。
我触碰缝纫机，跟1950年道别，“叮！”
地一声，启动穿越。
抬头时，已是1960年除夕！
这个年代，是集体化的苦甜三重奏生活场年夜饭是蒲公英根煮面糊，弟弟喝一口就吐在缝纫机脚上，妈妈用碎布擦了三遍：“这机子比你大十岁，得尊重。”
她往面糊里撒了把炒麦麸，说“就当是肉松”，自己却啃着菜团子，菜汁滴在缝纫机罩上，成了永远的印记。
我偷翻缝纫机抽屉，摸到的确良布头，那是妈妈的结婚内衬，如今成了我的肚兜。
她发现后没骂我，反而用布头给我补了书包带：“集体化了，书包也得结实点。”
年夜饭后，她从灶台底下掏出半块硬糖，糖纸印着“上海制造”，是用缝纫机零件跟货郎换的。
科技眼缝纫机罩换成了“红宝书”封面，妈妈在上面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