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墙剥落见真钢，十万寒星聚炽光。
且看断砖熔铸处，每道弹痕皆宪章。
1942年1月6日清晨，冬宫的青铜门环上结着两指厚的冰，门内传来打字机的咔嗒声，像机枪在远处点射。叶莲娜·弗拉基米罗夫娜用破冰斧敲了三下门，门轴转动时带出的风，卷着股混合了油墨、煤灰与磺胺粉的气味——这是列宁格勒市委指挥部特有的气息，比任何密码都更能诉说这座城市的坚韧。
马林科夫走在前面，公文包换成了德军空投箱，箱盖上用白漆画着极小的红星。他停在门廊的马赛克壁画前，指尖划过列宁画像上的弹孔：“1917年我就在这儿，”他的声音低得只有我们能听见，“那时以为革命的枪声最响，现在才知道，人民的呼吸声更重。”他忽然转身，蓝宝石袖扣在晨光中闪过，“该摘下面具了，伊万·彼得罗夫同志——或者说，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
指挥部会议室的长桌由三张课桌拼成，桌面刻满了名字与日期，最新的刻痕是“1941.12.31，我们活着迎来新年”。安德烈·日丹诺夫伏在地图前，大衣领口磨得发亮，右手握着的红蓝铅笔只剩 stub，却在标注防线时依然精准如手术刀。当他抬头看见我们，笔尖在“基洛夫工厂”位置划出歪斜的线，镜片后的瞳孔猛地收缩——不是因为认出我，而是看见马林科夫手中展开的、盖着国防委员会大印的文件。
“同志们，”马林科夫的声音带着西伯利亚的冷硬，却在末尾泛起暖意，“这是伊万·彼得罗夫，也是——”他望向我，指尖轻触文件上的红星，“那个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喊出‘熔炉’的人。”
寂静像块冰坨砸在会议室。打字员姑娘的手指悬在键盘上，指甲缝里嵌着冻黑的血痂；炮兵上尉的手还保持着指向地图的姿势，袖口露出的冻伤与我在拉多加湖见过的一模一样；就连墙角的留声机，都在这一刻忘了转动，唱片边缘凝着的冰花，像时间被冻住的勋章。
日丹诺夫最先反应过来，他的椅子在木地板上拖出刺耳的响，三步跨到我面前，突然抓住我的手，按在他胸前的党章上。我触到布料下凹凸的弹疤，那是1939年苏芬战争留下的：“您来了，”他的声音发颤，却比任何扩音器都响亮，“列宁格勒的电台每天广播您的演讲，可我们的士兵说，更想听您亲口说‘乌拉’，在满是弹孔的街垒旁。”
炮兵上尉突然立正，敬礼时钢盔滑落，露出光头下的烧伤——那是德军燃烧弹的杰作：“斯大林同志，”他从口袋里摸出半张传单，背面用冻僵的手指写着“给我母亲报仇”，“我母亲在‘生命之路’被德军潜艇击沉，她最后一封信说，‘别难过，妈妈的骨灰混着面粉，能让面包多香三天’。”
打字员姑娘突然抽泣起来，她从抽屉里掏出个铁皮盒，里面装着用德军降落伞布包的面包渣：“这是我奶奶临终前省给我的，”她的围裙上绣着“列宁格勒必胜”，针脚间渗着机油，“她咽气前说，‘把这些留给斯大林同志，他需要力气指挥我们打胜仗’。”
我接过铁皮盒，面包渣的麦香混着硝烟味，突然想起三天前在冰面上，老妇人递来的甜菜汤。马林科夫走到我身边，低声说：“该告诉他们了，关于莫斯科的援军，关于朱可夫的反攻计划。”他的目光扫过墙上的列宁画像，画像下方用弹壳拼成的“坚定”二字，每个笔画都带着战场的弧度。
